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⑨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
作者：刘丽、孙炜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绘就了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蓝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吹响了科技驱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号角。科技驱动农业强国建设既要“顶天”，又要“立地”，既要着眼于世界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争取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的话语权，又要面向产业需求，让先进前沿的农业科技成果下沉进村、入户、到田，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农技推广作为连接科技和经济的关键环节，是将先进前沿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利器。
一、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对加快科技驱动农业强国建设意义重大
《“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指出，到2025年，我国农业科技整体实力稳居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4%。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技推广的效率和质量。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解决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中存在的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转化率不高等突出问题。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农业科研院所以及农业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分别为18.86%与16.79%；根据科学技术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数据统计，我国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也不足50%。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将极大提高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将更多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农民收益，对于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效能、加快科技驱动农业强国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仍面临较多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建设，我国逐步建立起以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为主、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代表的准公益性推广机构和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代表的市场性推广机构多元共存的农技推广体系。农技推广体系不断改革创新，为当前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1%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引领产业升级、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广大农业生产主体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呈现多样化，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仍面临较多挑战，主要表现在：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投入不足，提供的农技服务内容及技术类型与农业生产的多样化需求匹配度不够。市场性农技推广机构服务范围覆盖面窄，服务群体较为分散，推广的技术相对单一，无法解决区域性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难题。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与市场性农技推广组织没有形成合力，力量分散。从整体来看，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机制尚不健全，农技推广模式较为单一，农技推广手段较为传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充分。
三、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效能
构建多元互补、高效协同的农技推广体系。进一步深化建设以政府公益性推广机构为主导，以科研院所、高校、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为补充的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加快完善“一主多元”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网络。构建协同互补的农技推广运行机制，强化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与准公益性及市场性农技服务机构的有效对接，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坚持政府公益性推广体系的主导地位，加大基层农技推广投入，设立专项保障经费，强化政府农技推广的公益性职能。
立足产业需求，强化市场导向，全方位提高农技推广效率和质量。坚持立足农业生产一线，强化市场在农技推广的导向和筛选作用，加强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队伍建设，搭建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和科技研发人员交流平台，切实提高基层农技推广水平。扎实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以产业需求为基础，鼓励以“农资+服务”、技术托管、示范带动等多种方式开展农技服务，优化资源配置，加速实现技术服务的专业化。立足现代农业集约化、标准化特征，大力推广科技示范园区、科技小院、项目带动、企业参与等新兴技术推广模式，切实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成效。
充分利用新手段、新平台推动农业科技与产业融合，成果与市场结合。加强科技服务载体和平台建设，搭建集“农技需求－交流培训－农资交易－技术服务”等为一体的农业技术服务数字化平台，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精准化、智能化服务，助推农业科技与产业融合。整合资源，以新电商平台为基础，健全市场转化机制，加速农业科技成果与市场结合，以市场反哺产业和科研，实现互惠互利、良性循环。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手段搭建与农业生产者的技术交流平台，建立低成本、高效率、便利化的反馈互动机制，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率。
中新社70年丨张明新：从“蒙查查”到“中国新闻奖”!******
25年前的7月1日凌晨，作为中新社香港回归报道前方团队的一员，张明新随解放军驻港部队跨过深圳河，进驻原驻港英军总部威尔士亲王大厦，见证香港回归祖国的荣光时刻；25年后，这位新闻老兵再次出发，履新中新社总编辑，投身新的“新闻战役”。小牛工作室今天特别分享张明新1997年6月撰写的《<千日迎回归>写作追忆》。
破“三关”：不再“蒙查查”
1997年7月1日，是我们这些驻港的内地记者日夜盼望的日子。多少天来，大家踏着回归的脚步，废寝忘食地工作，向读者听众观众们报道回归信息，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作者驻港期间在维多利亚港留影当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在眼前时，我不禁想起刚到香港的情景和参与采写《千日迎回归》一稿的前前后后。1994年6月1日中午，我乘坐的广九直通车越过了罗湖桥，这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并由此开始了常驻香港的记者生涯。
作为中国一家从事对外报道的通讯社，在收回香港这一历史性事件上写出一些富有时代感的稿件是我们的使命，而又作为初来未从事过香港问题报道的我来说，仍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6月20日，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多个户外大屏幕播放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庆祝标语。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首先是语言关。1994年普通话在香港还没有现在这么流行。记得第一次去参加一个爱国爱港团体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一席的广东话只听懂百分之二三十。
于是，平日利用一切机会多看电视，多听收音机，多看录像，向当地的同事学习，向来实习的香港学生求教。慢慢地能听懂新闻节目了，电台的清谈节目也能听懂大意了，还开始大着胆子说几句。
▲97庆回归香港—北京接力赛其次是融入香港的社会，了解港人的所想所思。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一开始最好是尽可能地多参加一些活动，多去现场，了解当地，熟悉地理，能找一些今后的采访线索。“不以稿小而不去”。当然有些稿子不一定马上写，可以留下资料以后用。
再次是了解香港的政治经济情况，香港是较成熟的自由经济模式，与内地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大不同，政治体制差别就更大。临来时曾买了不少书籍，到香港后，把这些书翻了一遍，又看了一些港版的书籍资料。
经过三四个月，广东人所说的“蒙查查”(糊涂)现象少点了，一般性的报道拿得起来了，也找到了做重点报道的感觉。
“马照跑”：明天会更好
1994年10月5日是香港回归倒计时一千日。我们想，要在倒计时一千日时写篇有点分量的稿件。
“马照跑”是对“九七”后香港生活方式不变的形象写照。我们分社附近有一个马会的投注站。5日正好是赛马日，街间随机访问是我们在香港报道尤其是重大事件反应报道的常用的手法。好处是人物语言和场景鲜活生动，难处是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还要耗费时间，并克服一些不愿意接受访问时的尴尬情况。
老记周景洛到投注站后看见一个正在专心填马票的小伙子，小伙子选了一匹名为“明天更好”的马投注，于是老周主动上前与他交谈。得知小伙子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选定‘明天更好’这匹马投注”希望会给他带来好运的心态。
我则一早就到街上转悠，见到了报摊上报纸头版大幅迎回归的祝贺广告，与平时整版篇幅的地产广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便觉得这个细节既可以烘托气氛，又反映出了港人的期盼回归心情。
▲1997年6月1日香港培侨中学毕业典礼回到办公室后找出名片本，连着打了几个电话，但只找到了9月18日区议会选举时碰到的王国兴议员。我当时的广东话还处于“识听唔识讲”的阶段。好在王国兴能听懂普通话，我也能听懂他说的广东话。
通过一个人物的活动、言论来表现某个新闻事件是西方新闻写作的常见的手法，对外报道的受众也容易接受。王先生说：“港人必须丢掉幻想，立足于己，依靠祖国，团结建港。”由此表现一个普通爱国爱港人士在“千日迎回归”时的所想所思，所作所为。
▲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庆祝活动至于其他一些细节，如基本法讲座、文化和招商展览等分别是从报纸、新闻稿和采访通知材料中综合而成，没有展开写，只起到画龙点睛的用途。到了下午，材料汇集得差不多了。用一台黑白屏幕的IBM笔记本，我开始负责执笔合成。
下午3点，负责写港督施政报告稿的同事递过来彭定康的第三份施政报告英文本《香港：未来一千天》，报告中蕴含着殖民统治者的无奈和对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心有不甘。于是决定在我们稿件中加上有关内容，以加强针对性。
▲香港—广州庆回归信鸽竞翔活动举行虽然时间匆忙，但由于大家材料准备充分，对主题商议得透彻，所以立意谋篇就省力许多，而重点放在了材料的选择和布局上，正好文字稿件选择了四个场景(报摊、马会、招商会和文化展览会)，四个人物谈话(曾宪梓、王国兴、萧蔚云、朱幼麟)，并穿插了一些过渡语言，感觉尚不冗长。
斩获“中国新闻奖”
到了下午5点来钟，初稿出来了，老周先将那份初稿修改后交给了分社的副总编蔺安稳，老蔺将原题《千日倒数迎回归》改成《千日迎回归》，改后的标题，既简明扼要，又富有力度。
第二天，我们看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香港《商报》刊出了此稿。《文汇报》标题改为《香港：千日倒数开始》，并加了《责任感紧迫感》和《一体化的趋势》两个小标题。《商报》将标题改为《满怀期待共保繁荣港人迎接千日回归》，过了两天，看到在澳门和泰国等地的四五家报纸上也刊出了这篇稿件。
经过分社和总社的推荐，时任我社总编辑的郭健(又名郭建)将这篇稿件带到了1994年“中国新闻奖”的评比会上，获得了三等奖。 (原载1997年第7期《新闻三昧》，本文有删节)
作者：张明新(时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采访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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